世界预防自杀日 | “喂？我活不下去了……”

深夜，69岁的葛奶奶拿起电话，按下了一串数字。

对于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葛奶奶早已谙熟于心。第一次拨打热线时，她告诉接线员，自己的老伴在半年前因癌症去世，临终时人已瘦得“皮包骨头”，她非常心疼，可又做不了什么。

老伴走了以后，葛奶奶总想，要是平时把老伴照顾得再细致一些就好了，要是早点发现他的病就好了，要是带老伴多去几家医院看看就好了……难过、内疚、不舍，复杂的情感让葛奶奶深陷悲痛，难以自拔。她试图和儿女谈谈这件事，可孩子们只是劝她“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

但葛奶奶做不到。白日的忙碌暂时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而到夜深人静时，对老伴的思念和依赖、难以纾解的孤独与绝望等情绪汹涌袭来，快要将她吞噬。

葛奶奶再次向这个24小时畅通的热线求助。电话另一端，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接线员捕捉到了她的异样。

“我想我老伴。”“我活不下去了……”

这不是接线员们第一次接到葛奶奶的电话。自2002年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开通以来，每年平均可接到3万多通求助来电，其中不乏葛奶奶这样的高危来电。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告诉记者，曾经有一通来电，只给他们“三句话的机会”。来电者患抑郁症多年，在人生遭遇巨变后，他直言自己“不想活了”。

“只有三句话的机会，这对接线员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梁红说，除了要在第一时间安抚来电者的情绪，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被人理解的，接线员还需要在双方逐步建立信任的过程中，一步步靠近来电者的内心，了解他们有哪些困扰，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决定结束生命，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这对于自杀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说出来’不仅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也能够起到心理上的支持作用。”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主任王翠玲表示，通过来电者的诉说、接线员的陪伴与倾听，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得以被重新审视——是不是真的走投无路，没有办法了？“当来电者不再那么绝望后，我们再去深入讨论，怎样应对当前的困扰。”

结束通话，干预并未停下。梁红告诉记者，对于高危来电，接线员还会主动回拨，积极开展随访工作。“在进行危机干预后，我们还需要了解来电者后期的情况如何，状态有没有恢复，是否依旧处于危机状态。”

第一次随访，一般在来电者拨打援助热线的24小时内，因为“这个时候的自杀风险是非常高的”。王翠玲说：“我们也会与家属沟通，告诉他们来电者存在的自杀风险，如何确保来电者的安全，以及帮助来电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希望能够一起将高危来电者‘拉回来’。对于存在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等精神心理问题的人，我们还会建议和鼓励他们积极治疗疾病。”

通过干预，来电者自杀危险人数明显下降。以2019年为例，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来电者中，自杀危险者的比例为68.7%，而经过援助热线的干预，这一比例下降到35.6%。无论是来电者的自杀意愿还是其承受的痛苦，均有所下降。

伸出的援手，被抓住了。

自杀既是心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然而，公众对此仍有很多误解，这也是梁红一直希望向外界澄清的。

一是能不能说。很多人认为，提及自杀会诱导他人轻生，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梁红表示：“询问关于自杀的问题，并不会增加一个人的自杀风险。相反，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在临床中发现，有自杀企图的人与别人说起这一想法后，其焦虑程度会有所缓解，这反而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二是会不会说。有的人认为，想要自杀的人是不会将此事告诉别人的，他们往往会直接付诸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自杀干预的目的就是识别高危人群，抓住这些人传递出的求救信号。比如，有些人会在言谈中流露出‘活着没意思’这样的态度，有些人会将自己的财物托付给亲人和朋友，对于这些表现大家都要格外关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可以带着有上述表现的人到临床心理科就诊，或是向心理咨询师求助等。”

三是会不会做。在很多人看来，自杀未遂的人已经“死过一次”了，以后不会再有自杀企图。对此，梁红表示：“有过自杀行为的人，本身就属于高危人群，再次自杀的风险较一般人更高。”

专家表示，自杀是可以预防的。“我们希望，有自杀念头的人可以积极向外界求助。”梁红说。

“不提了。”

“我没事儿，还能应付。”

这是梁红在自杀者亲属身上最常听到的几句话。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而是将悲伤压在心底。久而久之，那个一直未愈合的伤口会越来越深。

“我们总说‘化悲痛为力量’，其实，这样会阻挡哀伤的进程。哀伤不会随着时间进展而自动终止，相反，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表达哀伤，给自己一个充分的哀悼过程。”

多年以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一直非常关注自杀者亲属可能面临的困境。正如梁红所说，自杀者的离世，对周围人都会产生影响，于整个家庭而言更是一种创伤。有情绪困扰的人，还可能模仿这种自杀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自杀亲友小组”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互助组织，由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以及需要进行心理辅导的自杀者亲属共同组成。最近这一年多来，亲友小组的成员们会在线上讲述逝去亲人的故事。梁红说：“我们会评估亲属本人是否适合参与这样的活动，通过专业引导，帮助他们面对哀伤，不再回避这个过程，这样亲属往往恢复得更好。”

有时，亲友小组活动的气氛有些伤感，但“人必须经历过那种痛，才能好起来”。曾有一名来电求助的自杀者亲属就是在多年的活动中，渐渐走出了阴霾。如今，这名亲属还在某社区的社会心理服务部门做志愿者。从需要别人帮助的求助者，到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救助者，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每个人的哀伤过程都不一样。可以有悲伤，但更重要的是继续生活。”梁红说，“我们希望通过亲友小组，传递生活的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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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