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医者 | 徐道振：那些茫然不解的疾，可能是百姓最胆寒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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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传染病院便被命运扼住咽喉

北京第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传染病学科医院之一，它紧邻庄严肃穆、古树环抱的皇家园林——地坛公园，与天坛相对无言。

1955年，24岁的徐道振，心中怀揣着一个庞大的医学梦想，提着行李从绍兴老家远道而来，而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阵吃惊。

“北京城怎么这么荒凉呀，到医院一看，更觉得荒凉，一排病房只有一个厕所，男女通用。我从南方来的时候绍兴县医院比这里好多了，真的没想到北京是这么一个破烂的地方。”——徐道振采访整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萧条、疫病肆虐、北京市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直到1955年，传染性疾病，依然是威胁北京市民生命安全的首位死因。徐道振初到医院，还未解病人之苦，自己就被命运扼住了咽喉。他忍不住地发冷、持续高热、全身上下开始出现红疹，此时他仍未意识到，危险将至。

“一到医院我就感染了猩红热。最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因为我们南方没有猩红热。当时的症状就是嗓子痛、发烧、皮肤起红疹。可能中毒死亡，也可能自己康复。”

猩红热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咳嗽、打喷嚏、密切接触传播，在19世纪60年代，因猩红热致死人数高达972万人。在整个十九世纪，猩红热病曾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摧毁了当时欧洲25%的人口。在那个年代，医者们抵御传染病威胁的“武器”，只有普通的纱布口罩。

猩红热、白喉、霍乱、肺结核、麻风病、伤寒、血吸虫病，这些你可能茫然不解的疾，却是那个时期，百姓们最胆寒的魔。

行动也是迅速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北京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在建设首都、发展经济的同时掀起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彻底清除故宫垃圾、修建龙须沟、并疏浚陶然亭和龙潭湖两大人工湖改善疫源地，“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状况终于被改善了。与时代脚步同行的，还有刚刚痊愈重返的徐道振。

“到了病房一看，整个医院就有200多个猩红热患者，都是重的。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憋得全身都是紫绀，血压没有，已经休克了，需要紧急抢救。可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没有血清、血浆。我想我感染猩红热痊愈了，身体里一定有抗体，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血输给了患者。结果这个孩子活了！看着他欢蹦乱跳的出院，我那时真高兴，感觉当医生真幸福啊！”

那时，和徐道振一同被分到北京的五位南方同学，全都离开了。只有徐道振，成了名副其实的“住院医”，一个堆放杂物的库房就是他的宿舍和书房，只要病房有需要、病人有需要，他就随时随叫随到。

“那么多重病人要抢救，我为什么要走呢？我要留下。那时我已经申请入党了，我已经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了党，所以当重病人来的时候，怎么能逃掉呢？为病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党工作，所以应该留下来的。”

徐道振选择留下，留在传染病医院，留在需要他的患者床旁。

走到最贫瘠的地方走近最广大的群众

十年间，中国先后成立了寄生虫病、地方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结核等专病防治所、传染病院，从而初步形成了以五大疾病预防控制为主的疾病预防控制服务体系。随着国家预防性政策出台，以徐道振为代表的医者，进入了全面攻坚阶段。

收获也是显著的，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本消灭天花，同时期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1956年传染病死亡率退居第二位；1964年退居第五位；十年时间，徐道振收获了对抗传染病的经验和勇气，但他的理想还并未全部实现。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1969年徐道振和全院医生及家属，被分配前往甘肃本地最为贫困的地区。

“我们的卫生院四周都是沙漠。下雨了当地人就挖个坑，所有雨水都蓄在那儿，这叫涝坝。牛、马、驴喝水也在那，洗澡也在那。我们一去全拉稀，所以，那里得痢疾的人非常多。我们日日夜夜都在抢救中毒性痢疾患者，严重的没有血压、呼吸困难、全身都黑了。我们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上，一边人工呼吸，一边马上把大静脉切开，血压上来以后，病人慢慢温和了，这样就希望来了，那时抢救了好多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