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国家卫健委体制改革司司长许树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为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正在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相关编制标准及如何建立合理的动态核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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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永远是医生群体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疫情前，有关“去编化”的传闻不绝于耳。2014年，北京医改方案就对医务人员取消编制，实行聘用制同岗同酬；深圳则直接取消编制管理和行政级别，实行全员合同制管理。

长期以来，在公立医院中，编制与福利始终牢牢捆绑在一起。正因如此，推行“去编化”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尽管那几年试点工作一直在推动，但进展缓慢。毕竟如果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不被纳入编制，至于后续的人事管理采取何种模式，目前暂时还没有明确答案。

众所周知，医疗行业具有极高的特殊性，一旦进入完全自由市场运行，恐将会对中国医疗产生“翻天覆地”般的影响。

举例来说，目前公立医院拥有高级职称的医生，如果选择跳去私立，那么待遇至少是2~3倍起跳。可为什么在如此诱人的条件下，却并未发生大规模人才跳槽潮呢？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编制与医院的绑定，以及编制给人带来的隐形社会地位。

不难想象，如果“去编化”方案彻底落实，没了“枷锁”的医生很有可能会在利益的驱使下，选择去私立机构继续自己的事业。

要知道，出于公益性考虑，国家对于公立医院的控费极为严格，因此中国的患者才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如果好医生都跑去私立了，那么中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恐怕会有显著提高，看不起病的患者也会随之越来越多。

近年来，国家关于医生编制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些细微的转变。

2021年2月10日，国家卫健委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化医疗卫生发展环境提高医护待遇的建议》进行回复，公立医院编制资源必不可少，公立医院编制非但不能弱化，还需进一步强化保障措施。

笔者个人认为，这与新冠肺炎疫情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从这些年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尤其这次抗疫，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得益于公立医院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医护人员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我认为，医院和军队是一样的，军队打仗能靠雇佣兵吗？肯定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无需否认，现有编制体制下确实存在“利益分配不均”、“效率低下”和“老人躺平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编制让医护人员能安心地做本职工作，做长远的打算，而不是考虑短期的收益。

在突发情况来临时，这种“稳定”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中国的防疫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笔者认为，比起采取极端的“去编化”，更应该通过改革优化，充分发挥出编制的优越性。

据官方统计，2021年，我国卫生人员总量达到1398.3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428.7万人，注册护士501.8万人。“十三五”期间，卫生技术人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由30.6%提高到42.1%。

另一方面，健康人才队伍结构和分布不断优化。2021年，全国卫生人员中，卫生技术人员占80.4%，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十三五”期间，医护比不断优化，由1:1.07提高到1:1.15。从区域上看，西部地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从5.8人提高到7.74人，高于东部地区的7.67人和中部地区的7.26人。

结合现阶段情况，许树强在会上表示，未来将重点着眼于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方面。一是加强培养培训。进一步扩大医师、护士、药师、技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规模，优化专业、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布局。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相关编制标准及如何建立合理的动态核增机制。落实艰苦边远地区县级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的倾斜政策。

也就说，在接下来的规划中，公立医院的编制将采取“动态核增机制”，即通过设定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来决定所在编制的增加或减少。

这显然较彻底去编制化更合理，不过在推进过程中同样会有新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平。

给谁编制？又不给谁编制？

疫情严重期间，不少省市给有突出贡献的医护开辟了入编的绿色通道，但从后续的反馈来看，相当一部分名额被后勤行政人员所占据。

因此，想要充分发挥出编制的积极作用，公平问题必须解决。

近年来三明医改备受关注，其在编制管理上的创新在于“备案制”。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通过重新核定人员编制并备案，在编制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定编定岗不定人。

公立医院在核定的人员总量内，根据需要自主公开招聘，配置各级各类人员，从而达成动态调整。

这种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以往传统模式下“有编就躺平”的弊病，从长远来看，也许能将中国医疗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